文∕馬丁．柯爾伯Martin Koerber（柏林電影博物館策展人）

在巴黎，人們說巴黎不是法國；在柏林，亦復如此。柏林自二十年前再度成為政治首都與文化中心，這裡也不能以德國概括論之。百年來，德國各地的傳統文化認同一直持續保留著，甚至在1945年之前，柏林的電影工業早已佔有一席之地，自從這座城市一分為二，之後的幾十年光陰，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也慢慢發展出一些電影中心，例如漢堡、慕尼黑與科隆。

今年台北電影節的開幕片是《德國09》，且不論這部片是不是在講柏林的故事，或是由在柏林工作的導演所拍成，這些已屬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這部片呈現了導演們對德國的感觸切面。回望過去，本片與1970年代「德國新電影」時期另一部重要作品《德國之秋》形成有趣對照—這部片同樣由多位導演一起合作，標記出西德一九七七年的緊張年代，記錄當時整個國家與政治激進份子之間的信任危機，最後引爆了恐怖主義攻擊行動。1979年，萊納．韋納．法斯賓達也針對這一主題拍出《第三代》，諷刺漫畫般地點出這場淪為空洞的政治抗爭。晚近的電影如2000年克里斯汀．培周的《心的居所》也反映了德國之秋的政治，講述逃亡的恐怖份子，在疏離的國家喬裝成一般居民生活，既不能透露自己的身份，也長年未被發現。今日社會跟當時相較，是令人滿意得多，因而導演們在《德國09》拍出來的作品，幾乎沒有關於國家政治的激辯了。

今年柏林城市主題，台北電影節選出自1920年代直到晚近的柏林電影。德國默片經典時期的影片代表《星期天的約會》，剛好是電影圈的「反對派」—一群年輕的業餘人士成功捕捉1929年柏林星期天的氛圍，後無來者。這部影片的拍攝幾乎讓人以為是紀錄片，片中再平常不過的年輕人毫不矯揉造作，呈現威瑪共和時期的日常生活景象。史拉坦．杜多的兩部作品目光則顯銳利—《柏林工人日記》與《世界屬於誰》，片中的政治抗爭以明顯的左派立場，向甫掌權的法西斯主義對抗。此外，海爾默．考特納的《橋下戀曲》拍攝於電影流為宣傳工具的納粹時期，卻成功地在美學上作了反叛，於二次大戰結束前的1944年拍成，戰後才得以首映。這部影片講述一名女子與兩位船伕的故事，拍攝風格朝向法國電影詩意寫實主義，以凡夫俗子的生活為題材，反叛了當時電影的英雄主義。緊接著二次戰後，沃夫岡．史塔特開始準備《兇手就在你身邊》的前製工作，這是1946年東德德發（DEFA）製片廠的第一部電影，精準清算戰爭與暴力的野蠻。有趣的是，這部電影在美學上，卻回歸到1920年代的電影語言—表現主義—例如傾斜的攝影機視角，與反差極大的燈光。有很長一段時間，德國的電影語言嘗試各種不妥協的挑戰，然而以第三帝國為主題的影片則多令人聯想到「傾頹」。生活在納粹德國的地下反對黨，他們對政治的抵抗，在《艾美與亞歌》裡，馬克斯．法貝爾布克以另一種方式說故事，他拍彼時的愛情—描寫政治反對派的猶太女性與德國主婦之間的戀情。繼續回望這個時代，賀瑪．桑德斯．布拉姆斯的《德國，蒼白的母親》好比一首歷史敘事詩，點出戰後人們儘管倖免於難，他們所經歷的戰爭經驗如何在人心持續發酵，如何使整個世代的內在崩壞。赫克．桑德爾則用紀錄片的方式，處理這段長時間的戰爭心理影響—在《解放者得自由》中，她對於德國女性在戰爭結束時集體遭到性暴力的事實，詳盡地調查並且揭露。

1945年後，柏林變成了兩個。東邊與西邊隔著1961年築起的柏林圍牆，變成相對立的兩半。圍牆東邊，隸屬國家的東德德發製片公司製作了娛樂與教育片，服務東德電影市場，圍牆西邊同樣也出現了一家小製片公司，仰賴國家的資金存活。享有治外法權的西柏林，荒謬的政治處境便成為赫克．桑德爾諷刺劇情片《女攝影師，圍牆以西》的題材。光在片名就先將東邊的宣傳口號揶揄了一番，跨過圍牆另一邊，柏林的西邊仍能透過廣播聽見東柏林的新聞，唸著口號：「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性格」，然而在真實生活中，這項理想根本難以實現。德發製片廠的作品，除了上述的《兇手就在你身邊》，於本屆台北電影節剛好有另外三部非常不同的風格呈現—《熱舞夏日》是一部極受歡迎的鄉土歌舞片，在前東德獲得極大成功，這部片在沒經歷過前東德生活的年輕人眼中，是一部有趣的古怪經典。《出櫃宣言》在1989年前東德政體就要結束的前一刻出現，是前東德第一部以同性戀為主題的劇情片，不僅向前大跨了一步，在當時也未遭詆毀。另一部攝影纖細敏銳的紀錄片《冬日再見》，在1988年萊比錫電影節首映即轟動—首度有女性脂粉未施，坐在鏡頭前講述她們的生活，這些女性活在社會主義的政治符號下，同樣無法好好地「全面發展」。影片最後，鏡頭前一個腳步離開，前往瑞典，女攝影師離開自己的國家。一年後，圍牆開放，人人都能跨越這一步了。而這個鏡頭在1998年首映時還被視為挑釁之舉。

1990年代的柏林非常精彩，可以與之相較的只有繁盛多彩的1920年代。在統一後的柏林，講述的終究還是人們的故事。這些可以在湯姆．提克威、沃夫岡．貝克與安卓．爵森的電影中看見，雖然作品各異，但相同的是，他們的眼光都投向日常生活裡發生的事。沒有人對電影明星或是電影工廠製造出來的刻板故事有興趣。因而這些影片—《陽台前的夏天》、《垂死瑪麗亞》或《沒問題人生》—連成了一個圈。柏林電影導演的目光投向「正常人」的生活，正如同1929年羅伯特．西奧德梅克與比利．懷德在《星期天的約會》裡所做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