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力昕（政治大學廣電系副教授）
今年六月下旬，「台北電影節」知道我在《麥收》試片後表示欣賞此作，詢問我是否願意為它寫一點觀影意見。在一個時間極為緊張的行程下，我於是匆忙寫了一篇短文＜中產階級的瑣碎道德潔癖，請退後＞。因為匆忙，使得其中一些只有評斷而無時間展開的論點，造成對被該文直接或間接批評了的團體和個人的困惑。因為沒時間說清楚而對讀者形成的困擾，我表示遺憾與歉意。表達過這些之後，我想強調，對於先前的短文，我並不欲「修正」或收回任何觀點，只試圖在這篇文字裡，將我的意見闡釋清楚一些。
香港「自治八樓」是《麥收》在港放映時的一個主要抗議團體，其中一位成員，善意的將從昆明「雲之南紀錄片影展」到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的相關抗議行動原委、網路言論、報導評論等諸多相關資料提供給我參考，我於此致謝。近日在台灣也有《破週報》陳韋臻在POTS View的〈拍 不拍；看 不看？：《麥收》的賣與蒐〉，和苦勞網「苦勞社論」〈《麥收》爭議不瑣碎，請不要迴避〉兩文，針對此影片、事件、和我先前的短文進行評議。因此這篇再談《麥收》的文章，也一併回應上述文章或團體的意見。而據我比對香港抗議者批評此片的主要意見，與台北電影節放映的版本，我發現兩者在內容上的差異不大。因此我的評議，大致是在同一個文本基礎上。
我願意先於此再一次表達對徐童導演的敬意。一位年輕導演的首部紀錄作品，一出手就是這樣的高度，令我佩服，中國大陸的紀錄片創作能量，不得不令人敬畏。容我重複先前文章的描述：在這部紀錄片裡，我清楚看到紀錄片導演對北京一位性工作者，以及對她們同儕的工作與生存情境，有著位置平等的真誠關切；我明確發現，紀錄者對他的拍攝對象、與性工作這件事，沒有自我高尚地擺出中產階級人道關懷式的憐憫、施捨式的同情、與傷感腔調或道德姿態。他在影片中，平實、赤裸、直接地呈現訊息與人物，不是為了提供中產觀眾進行集體偷窺，或藉此題材進行贖罪式的道德懺悔，而是讓我們無可迴避地認識了中國大陸一位有代表性的底層性工作者的生存狀態、現實困境、真實情感、她的尊嚴與屈辱，和他們（娼妓、嫖客、老鴇、家人、環境）共同映照出來相當不堪的當代中國社會面貌。
徐童導演在九十多分鐘長度的影片裡，給了我們這麼多關於女主角紅苗、以及環繞著她生活與生命的那個大社會脈絡的理解。紅苗聰明、堅韌、有個性，有豐富的情感，對家庭的強大責任感，和對自己原則與尊嚴的堅持。她瞞著家人賣性，以籌措家用和重病父親的龐大醫藥費；但她談笑風生，把對父親病情的焦慮、工作裡的委屈、感情關係裡的不確定感（包括愛情的與姊妹情誼的），一概埋藏在她看似無事的講話裡，只有在最無可迴避的難過時刻，才掉下一些眼淚。例如，在知道了跟自己關係最鐵的同行姊妹「閣閣」、背著她跑去跟她男友偷歡之後（紅苗一面難過掉淚，一面仍強調她不會讓此損及她們的姊妹情誼）；以及，片尾紅苗談到父親可能隨時辭世的落淚無語之時。
我們也透過貼緊跟拍的鏡頭，看到紅苗男友許今強這個農民工，在建築工地開高空吊車的危險、寂寞的勞動現場，和底層的勞動階級、在身體上與情感上相互慰藉的感情模式與現實情境。我們還在導演跟拍紅苗站在街頭等車、在娼寮陋巷疲憊行走的鏡頭裡，間接感受到北京和中國大陸城市裡那種塵土飛揚、車輛凶猛、都市瘋狂發展下，人被生活與環境逼仄的不堪位置和處境。而同時，當紅苗回到河北老家、站在自家田裡赤腳播種填土時的那份安定感，也同樣地無須言語而極其動人。
《麥收》在紀錄、呈現人物的方式赤裸直接，因為她們面對的就是這麼一個赤裸裸地兇惡無助的現實世界，因此這個紀錄語彙恰如其份。然而，儘管事實與紀錄赤裸直接，徐童的影片敘事卻是簡約收斂的；他極少出聲，冷凝的用鏡頭讓現實本身說話，而且並不濫用沒有必要的情緒畫面以博取觀眾的同情。許多場景在訊息或情緒飽滿之時，作者就隨即將影音淡出、轉場，要言不繁，把延續的思緒和沈澱留給觀眾。
紅苗在片尾對著鏡頭思及父親可能來日無多時的落淚無語，讓鏡頭與導演也靜止無語，難以為繼；而當紅苗慢慢收起難過心情、重新以堅定的聲音扔給導演一句：「問吧」，且瞪著眼睛說，「還拍不拍呀？」時，影片嘎然而止，接上搭配紅苗愛唱的「高山青」走片尾字幕。我極少看到如此扼要有力的結尾，它讓這位性工作者的堅強、鏡頭後的導演相對之下的尷尬，和觀眾對主角其人與其情境既感辛酸又倍受鼓舞的複雜心情，在那個快速收起的鏡頭裡一湧而出，千絲萬縷說不清楚。影像猶勝千言萬語，這是一個絕好的例子。
然而，《麥收》的批評者與抗議者，似乎都看不到這些。
他們把所有的力氣和唯一的興趣，放在檢查《麥收》如何侵犯了片中主角之外的其他被攝者的隱私權與肖像權。因為片中有些人的臉沒有打馬賽克，有些人的化名發音太接近原名，有些人對鏡頭遮了一下臉、或說了一句「別拍我」（閣閣第一次出現於影片時的話），抗議者就群起撻伐導演「欺凌弱勢以名利雙收」、「打家劫舍」、「踐踏別人」，以及「徐童或為他辯護的人，應該做的不是為自己的惡行辯護，而是反思、道歉，否則，你們沾污了紀錄片」，等等。以上節引自一些內地或香港的網路言論，我並不想多回應；網路在很多時候，早已變成一種貼文者不求甚解也不負言責，即自我正義信口開河的、以泛道德或情緒化進行集體法西斯傾向之語言暴力的操練場域，我並無興趣或力氣嚴肅看待那些。
但是，關切性工作者的人權社運團體「香港自治八樓」，在其聲明標題和香港映演《麥收》會場的抗議布條上，也寫著「導演強暴弱勢，影展助紂為虐」時，就令人費解了。究竟根據什麼內容或證據，使得此片導演要被如此嚴重地譴責，是在「強暴、肆虐弱勢」？各方抗議者最主要的一個「證據」，就是一位以「格格」之名在網路上指責徐童導演「未經同意、都是偷拍」的文章。如本文稍早所提，影片中確實有一位化名「閣閣」的紅苗的同事和好友，在出現於一個稍早的鏡頭時，對著導演說：「你可別拍啊，拍了也給刪了」。這使我們可以合理的推論，如果這位網路「格格」不是虛擬出來、純粹想找碴的好事者，應該就是片中那位「閣閣」了。
若這個推論差得不遠，則那位「閣閣」確實曾在影片裡那麼說了一句「別拍」的話，而這段話仍被導演放在影片裡。然而接下來的幾段，則能看到紅苗在閣閣房裡打電話時，閣閣讓導演拍攝她在上網、或在床上玩棉被的場景，之後又有閣閣和她的老闆面對鏡頭併坐聊天，並沒再見到閣閣說不准拍攝，她也完全知道鏡頭是開機的。當這位閣閣在後來的場景裡，並未反對導演拍攝那些場景，則前述那個出現於影片的閣閣說不准拍的畫面，導演大可以剪掉、以示閣閣其實從未反對入鏡，但導演仍然忠實保留了閣閣先後不同的被攝態度。那麼，什麼叫做「未經同意、都是偷拍」呢？
格格又以不知導演要拿這些鏡頭做成紀錄片、並參展做公開放映，也難有說服力。一位從事法律不許之工作的人，尤其機靈世故強悍如「閣閣」者（她的聰明與強悍，在片中幾個場景裡表露無遺），竟會懵懂的以為一個不停在身邊攝製畫面的錄相機，都「沒有開機」（如她指控導演唬弄的說法）、或沒有料到會做成影片公開放映？以從事此行業工作者的謹慎，她會單純的認為拍攝者只是拍著玩兒、或拿回家自己觀賞嗎？這是否合乎常識判斷？若非如此，則為何片中的閣閣沒有真正堅持拒絕入鏡？
這位至少犯了描述不實的「格格」，因為她的指控與影片呈現的事實大有出入，遂讓我感覺她有可能想對影片導演挾怨洩憤。挾怨，可能是因為影片在後來無意間也暴露了她偷了紅苗男友的事，或其他複雜幽微的私人問題或心理。甚至於，有沒有可能因為《麥收》在雲南放映時引起了這些議題上的抗議，讓閣閣∕格格發現到有機可乘，而藉著上網「見證」、攻擊導演「偷拍、侵權」，可以因此向徐童導演要脅一些好處？
有人會說，我對閣閣∕格格的這些推論，太小人之心、把她想得太壞了。我的說法當然可能也並不正確，但我只想問，我推想的這些情境，是否也有可能？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那麼，為何那些中、港、台的抗議者與批評者，完全不思索、不理會這些可能，就全然相信了一個他們也未經查證或細究過的網路言論、和那位網路「格格」呢？為什麼「格格」一定就是善良、純真、受害的落難天使？這個「為什麼」，我於本文最後再做些分析。我先討論，何以在兩造都有可能陳述不實的情境下，我選擇相信徐童導演。那就必須要回到《麥收》這部影片裡來判斷。
《破週報》的陳韋臻在POTS View中說，我先前的短文是「立於電影文本價值而生…這是經常可見的『電影本身無罪』之聲」；結語則強調，「文本絕對不是獨立於社會脈絡的存在」。意思顯然是，我是將《麥收》的「電影文本」與它所觸犯的道德問題切割開來談了。陳韋臻自我定義、任意詮釋的這些說法，是令人莫名其妙的。我向來最反對的事情之一，正是去（政治∕社會）脈絡的製作、解讀或批評影像文本，也最無法容忍那些以關懷、人道之名，對底層弱勢或進步議題進行剝削的偽善作品。不清楚我向來的批評態度倒無所謂，可《麥收》是讓幾位長年在工運、外勞、性別等我敬重的女性朋友們，不約而同地認為好看、真實、導演態度誠懇的影片（這些意見，在她們跟我的通信中明確表達了），那麼，一個讓台灣工運/社運女性認為非常誠懇的影片與導演，能夠同時又以此紀錄片「強暴弱勢」、「踐踏人權」，這在邏輯上和常識上，能說得通嗎？
紀錄片文本當然不是獨立於社會脈絡之外的存在。但明明在文本裡就能看得清楚，導演處理此題材時，是否具社會脈絡的紀錄視野、是否對題材和拍攝對象進行或隱或顯的剝削、是否能對性工作者這題材展現一個深刻的道德觀點，這些抗議者和批評者卻就是選擇不看，或者其實並無能力判斷清楚，那麼，我對於抗議者那些自我正義式的淺層道德譴責，回應以「這些人恐怕看不懂紀錄片」，我太冤枉他們了嗎？
那位長年投身工運的台灣女性紀錄片導演，在通信中針對此片這麼跟我說：「底層弱勢者常常是被迫沒有面目的，而讓她們無法有真面目示人的問題起源，是社會污名性工作者、讓性工作有罪這些問題，（《麥收》的抗議者）沒有強調這個她們（性工作者）連基本人權、工作權都沒有的核心問題，去講「肖像權」，這是我無法理解的。只有台北101這種世界第一高樓才會去主張肖像權，為我們這些猶如地上小蟻的人們標榜肖像權，（我覺得）很不自在。」徐童導演在《麥收》裡態度非常清楚，他想給這些「沒有面目」的人一個正常的、坦蕩的面目，讓觀眾看到，最底層的性工作者，跟我們一樣也是有責任感、有七情六欲、有尊嚴、屈辱與與自信、有挫折也有快樂的人。這樣的一種對性工作者之真正人權的倫理彰顯，還不夠清楚？抗議者們看不到這樣的道德意義，只會不停地重複著「沒有馬賽克、沒有隱去姓名、剪掉畫面」，這些難道不是一種瑣碎的、潔癖式的中產階級道德層次？
反對者會說，影片中的相關人物被曝光，會有被公安抓走的危險，這無涉道德潔癖，乃性工作者的安危問題，不能不謹慎。對被攝對象的安全考量當然要緊，但是，只能強調這點以攻擊此片，也反映了批評者對中國大陸的社會脈絡相當缺乏瞭解。娼妓在中國固然是現行犯，但是在中國很少有娼妓被抓，而中國的性產業和性工作者，則撲天蓋地於大城小鎮無所不在，說是中國當今最發達的幾種產業之一，應不為過。只要稍微觀察過中國的城市空間與現實，或透過例如攝影作品與各類報導，可以知道充斥於各級城鄉的髮廊、桑拿、洗浴中心、按摩院、KTV…，全都是仲介色情或性交易的場所，性買賣如同家常便飯。這些地方，一如台灣過去以來的類似地點（當然台灣現在的管理已經比過去有秩序些），早已把管區警察等黑白兩道都打點妥當了，誰會沒事去抓娼妓呢？更別說在北京那些簡陋「炮房」裡提供底層勞動力之性需求的低價娼妓，公安抓了她們也並無「收益」，沒有人沒事會費這力氣。影片裡也讓我們知道，主角紅苗的第一個老闆，正是公安退休下來、轉做妓院生意的，他們與公安系統原本就是「利益共同體」，除非在國家重要時刻（如國慶、奧運等）不懂得稍微偃兵息鼓一下、非要觸霉頭繼續營業，則肯定會出問題，否則平時沒有什麼狀況，至少公安不太會主動按圖索驥去調查誰是誰。
中國大陸公安系統若真想抓人，誰跑得掉呢？例如，哪個在中國被認定為政治犯的人，能躲得掉被逮捕？但是，在這個全面禁止政治異議的社會裡，對於同樣被視為禁忌的性，卻又是全面的對它網開一面，讓性慾與各類性消費橫流。此乃當權者早已認識到，對「性消費」的管制放手、不再打壓，讓中國富了起來的、但逐漸對言論思想箝制不滿的民眾，可以在性的消費裡發洩情緒、瓦解意志，則官方對「社會安全」的控制，還是可以有效維持或延長它的某種穩定性。這是關於性工作者之「人身安全」的一個中國社會脈絡。而這個脈絡，如我所提，在影片裡也點到了一些（例如退休公安轉營娼館）。批評者不清楚這些脈絡，又不認真看影片，只忙著拿放大鏡檢查哪裡該多補上一點馬賽克，則我說這些人「不食人間煙火」，果真是「搞錯對象」、說得過份了嗎？
港台那些抗議者與批評者，不少是來自長期關切人權或勞工的組織，他們對於社會弱勢者之人權的堅持和維護，我原則上都敬重。但是，為何這些個人或團體，會以一種我執到了近乎頑固的姿態，死守著某種抽象的、甚至是想像的「人權」和維護它的方式，則值得深究。人權固然是普世價值，但是對於不同社會裡、不同階層之維權或侵權問題，則不能去脈絡地以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甚至是自我正義的概念對待之，必須更細緻的理解。在本文最後，我想談一下自詡進步的社運者看待社會弱勢∕底層時，存有的一個頗為嚴重的問題，以及中產階級背景出身的知識份子，看待性議題∕性道德時的盲點。我以為這些問題，已經相當清楚的反映在這次《麥收》的抗議事件上。
讓我回到稍早的那個提問：為何《麥收》的抗議者與批評者，不假思索的選擇相信網路上那位「格格」的說詞、而對徐童導演進行言詞粗暴的譴責？從一直成為「典範」的紀實攝影雜誌《人間》開始，二十多年來，我在台灣部分左翼社會運動者的一些觀察中發現，不同時代∕世代的一些左翼理想主義青年，常常在資本家∕勞動者、剝削者∕被剝削者、主流∕另類、上層∕底層等等的價值或立場區分裡，將道德意識也簡單的二分：前者必然是惡的，而勞動者、底層、另類或弱勢，則因為在政治權力∕資本結構上是被剝削對象，因此他們必然是善的、純潔的、站在道德這一方的。
這種不加檢驗即授予道德光環的簡化邏輯，排除了人們對人性之複雜認識的可能，迴避去瞭解底層或弱勢一樣可以有人性之惡，儘管多半只是小奸小惡。左翼社運者無法細緻考察關於道德的複雜議題，只能死守一種粗糙的政治正確的道德檢驗方式，乃由於許多人對階級剝削、社會不正義和底層人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帶著一種知識份子的原罪意識與贖罪心理。因此，他們傾向機械化、教條化的道德判斷，不再有能力甚至意願，仔細區辨各種不同情境裡的複雜意義脈絡。在這個意義上，二十多年來台灣的一些左翼社運群體，似乎也沒有太大的進步。
然而，贖罪意識並不能自動帶來社會進步，與現狀的改變，且極可能維繫或強化了一種既存的保守道德秩序。舉例來說，「苦勞社論」裡有一個令人無法理解的論調（這大抵也是香港抗議團體的論調），即《麥收》如果是在台灣的妓權工作者與性工作者之間放映，可以接受，但在一般社會大眾皆可觀看的影展中放映，則相當不妥。
「日日春」秘書長王芳萍在一個關於性工作研究之新書發表會的與談發言上，以她做為「台灣妓權運動第一人」的長年經驗，清楚指出，妓權運動的重點，不止單純的在於修法工作，而是對「性道德的作戰」；她強調：「性產業除罪的過程裡，若不能同時鬆動社會的（既有）性道德，法律上除罪並不能真正改變問題根源。」顯然，華人社會裡繼續讓性工作者背負污名、讓她∕他們沒有面目、沒有基本人權與工作權的，正是我們全體社會對性道德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識，與對性工作（者）深層心理上的偏見或排斥。《麥收》的價值與道德，正是希望藉著一部平等、誠懇地看待性工作者的紀錄片，多少改變一般華人對性工作與性道德的偏見。但是，「苦勞評論」卻以「保護弱勢」之名，不允許社會大眾看到這些性工作者，要以刪片、遮掩、選擇觀眾身份等等方式，讓她們繼續活在陰影下、或沒有面目的狀態裡。妓權工作者難道尚不知娼妓的工作與生活真實、還需要被這部影片教育？而性工作者還不夠瞭解自己的辛苦，需要《麥收》來再一次提醒她們自己的不堪處境？事實上，最需要認真地藉此部影片被再教育的，恐怕恰好是那些揮舞著保護妓權旗幟的抗議者與批評者。也許透過觀看與反省，《麥收》的抗議者與批評者有機會自問：到底自己真正在乎的，是影片中被攝者所代表的性工作者活生生的處境、與翻轉她們繼續被污名的可能，還是批評者口中抽象的「人權、道德」？
如此再想，也許我先前短文所說的「瑣碎的」中產階級道德潔癖，畢竟並不「瑣碎」，而是關於紀錄片倫理、華人性道德、人權/妓權、與道德法西斯的一組相當主要而迫切的議題，需要更多的思辨和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