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彤雅立
一九七七「德國之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要了解柏林與德國歷史，這一段確實不容錯過。二次戰後的納粹父母，養出了左傾思想的下一代。這個世界越是極端，就會衍生出另一股極端的反對力量。六八學運是這樣來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們認為必須剷除納粹極右派勢力方可改善世界。1959年越戰爆發，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如火如荼，受到全球政治氛圍的影響，反越戰、反殖民主義、反對舊思想、組公社、實踐另一種全然開放的生活態度，嘻皮流行文化也於焉興起。法國巴黎與德國柏林，是歐陸六八學運兩個極為重要的發源地，這段歷史無不與後來崛起的德國新電影、法國電影浪潮有關，也深深影響當時的青年導演，使他們帶著滿腔熱血的左翼思維拍電影。
‧從六八學運到恐怖主義
德國六八學運誕生於柏林，自由大學社會系的學運領袖魯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 1940-1979）搖旗吶喊，率領左翼學生組織「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SDS）積極展開社會行動，他們讀毛澤東、馬克思，用左派思想作為街頭抗議的根底。
當時無論藝術、音樂、文學創作者，無不加入這場正義之戰。自由大學、洪堡大學，以及剛成立不久的柏林影視學院（dffb），都成為學生積極參與學運、罷課抗議的聚集地。風起雲湧的革新氣候濃得不能再濃時，一支極左恐怖組織也就這樣成軍，繼而創造了德國之秋的歷史。
RAF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 1970-1998），是由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組成的安那其恐怖組織。他們認為只能用暴力改變法西斯主義殘餘的世界，於是從遊行抗議走向恐怖主義。以南美城市游擊隊的概念，於七八零年代犯下無數的謀殺案，專殺政商要人、資本主義代表，包括德國聯邦檢察長、德國著名的銀行家等人，一九七七年的死傷最嚴重，史稱「德國之秋」。紅軍派共分為三代，第一代恐怖主義青年由知識份子安德烈亞斯‧巴德（Andreas Baader, 1943-1977）、其女友古德倫‧安司林（Gudrun Ensslin, 1940-1977）與女記者烏利克‧邁恩霍夫（Ulrike Meinhof, 1934-1976）等帶領，執行縱火、銀行竊盜、劫機與謀殺，並在約旦接受軍事訓練。
1968年4月，巴德、安司林等人在法蘭克福兩家百貨公司縱火，以此行動對越戰表示抗議。女記者邁恩霍夫加入了他們的行列，1970年紅軍派正式宣告成立。1972年，經過多次炸彈攻擊與搶劫行動，巴德、安司林、霍格‧麥斯（Holger Meins）與邁恩霍夫等人相繼被捕。1974年，霍格‧麥斯絕食抗議死在獄中。1976年，邁恩霍夫在獄中上吊自殺。1977年，德國聯邦檢察長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德勒斯登銀行總裁尤根‧龐托（Jürgen Ponto）先後被謀殺。1977年4月，巴德與安司林因四起謀殺、三十九件謀殺未遂與多次炸彈攻擊，在斯徒加特高等法院被判處無期徒刑。紅軍派追隨者為了要求政府釋放他們，於1977年10月綁架德國雇主聯合會主席漢斯-馬丁‧史萊爾（Hanns-Martin Schleyer, 1915-1977），並且在巴勒斯坦對漢莎航空進行劫機，要求政府釋放獄中人質。10月18日，巴德與雅斯培在斯徒加特史坦海姆（Stammheim）獄中舉槍自盡，恩斯林在同一天用電線懸窗上吊。漢斯－馬丁‧史萊爾於被綁架四十三天後亦被殺害。
之後紅軍派仍繼續犯下各種案件，1986年，西門子公司總裁貝庫茨（Karl Heinz Beckurts）被謀殺，八零年代德國仍籠罩在恐怖主義氛圍當中。紅軍派到了第三代，成為漫無目的的一群，最終於1998年瓦解，留下無數起的傷亡，與許多至今未解的懸案。信仰安那其的青年仍然在今天隱然支持這一方，造成紅軍派第二代首領克利司提安‧克拉爾（Christian Klar）與布烈姬特‧蒙哈特（Brigitte Mohnhaupt）在分別在2007年與2006年服滿最低刑期24年，申請特赦出獄時，受到德國正反兩方巨大爭議。剛巧遇上「德國之秋」三十年，德國媒體連續幾個月持續報導，包括法律、道德、人權等辯論。納粹在二戰時期屠殺太甚，德國因而在戰後廢除了死刑。布烈姬特‧蒙哈特被判五次終身監禁外加十五年有期徒刑，兩位若在戰前出生，恐怕命早不保。
‧德國之秋，政治與電影
變化的政治氛圍永遠是影響德國電影的重要因子，六八學運與恐怖主義也是一樣。全德國的青年都受到深重影響，並且影響了他們那一代的創作美學。六八學運動在去年四十年紀念，除了報章評論，也有許多影像、音樂等展演回顧。台北電影節今年可以看見學運場景的電影就屬赫克‧桑德爾（Helke Sander）的《女攝影師，圍牆以西》（The All-Round Reduced Personality – Redupers），是側重女性主義角度，呼應學運思維的重要學運女性主義代表。關於德國之秋這個主題，則在影史上不斷出現新作品。
自1978年十一位德國新電影導演合拍的《德國之秋》（Germany in Autumn）以降，直到去年《赤色風暴》（Der Baader Meinhof Complex-Baader Meinhof），在在顯示了每一代電影人都不會遺忘這一段歷史。而「德國之秋」的每一個人物、每一段插曲，都可以是一部劇本，例如2006女性影展放映瑪格麗特‧馮‧卓塔（Margarethe von Trotta, 1942-）的《德國姊妹》（The German Sisters, 1981），就是講古德倫‧安司林姊妹的故事。雪朗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 1939-）的《打開心門向藍天》（The Legend of Rita, 2000）曾台灣上映並發行DVD，脫離史實、較為自由地虛構一名左翼激進女性的愛情。關於紅軍派的紀錄片，自1986年到2007年都有作品出現，主題涵蓋史坦海姆監獄自殺、紅軍派劫機事件，以及巴德與邁恩霍夫的故事。然而這樣的主題式創作，在美學上並不一定能達到水準，可恭維之處多在於他們重攝史實讓後人思索了。
今年台北電影節柏林城市主題針對一九七七德國之秋的主題選映三部劇情片，分別是《德國之秋》與法斯賓達的《第三代》，以及晚近柏林學院派導演克里斯汀．培周（Christian Petzold）《心的居所》（The State I Am In）。兩部新電影時期的作品加上一部晚近之作，在風格與內容取向上，可說是三種截然不同的角度。
《德國之秋》有劇情加上紀錄，融合各導演觀點拍成，以漢斯-馬丁．史萊爾的葬禮為開頭，恐怖主義者的葬禮作結尾，資本主義龍頭與極左青年之死前後相對，顯出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對照。法斯賓達用歇斯底里的反應自導自演，化身滿腔熱血的同志理想青年。亞歷山大．克魯格收集歷史片段，尋找國家的根源與歷史斷裂處。一如雪朗道夫所言：「本片並不探討恐怖主義怎麼發生，而是為何恐怖主義青年的勢力如此龐大。」
而法斯賓達在《德國之秋》追求理想的敏銳提問與辯詰，到了《第三代》似乎已嗅出那一代恐怖份子的漫無目的。《第三代》是「德國之秋」主題相關電影中風格最特殊的一部，荒誕奇詭的黑色幽默，點出紅軍派的內部問題。紅軍派第三代已淪為中產階級青年毫無目的的生活樂趣。法斯賓達以這部片挑釁右派的社會結構與極左青年的對抗，不但沒有使社會變得理想，也讓這些迷戀左派的西德中產階級活在自己的想像之中。1979年在漢堡首映時，激怒的左派份子甚至闖進戲院，企圖毀壞拷貝，寫下了挑釁的一頁影史。
德國九零年代中期興起一股電影新潮流，在柏林有著名的「柏林學派」（Berlin School）引領德國電影新勢力，晚近並被法國取了「德國電影新潮」（Nouvelle Vague Allemande / Neue Deutsche Welle）的稱號。作為柏林學院派導演代表，柏林影視學院（DFFB）校友克里斯汀．培周（Christian Petzold, 1960-）對於紅軍派場景亦無錯過，他與德國實驗名導法洛基（Harun Farocki, 1944-）合寫劇本，拍出《心的居所》（The State I Am In, 2000）並以此片崛起於影壇。《心的居所》採取了一種心理分析式的柔性走向，全然不同於其他熱血沸騰的恐怖份子與政治，描述一對逃亡的恐怖份子帶著女兒隱身在葡萄牙海邊，十五年藏匿隱姓埋名，女兒從未上學、沒有朋友，幽居隔絕於世。後來女兒戀愛了，他們的家庭秘密將要揭穿…。這部片沒有著墨在左右立場的政治，直接刻畫恐怖份子逃亡的心理，是難得一見的題材。
德國之秋是一個現象，並且是提到德國電影不可忽略的一段。關於在其中組成的人物故事，每一個都可以洋洋灑灑一大篇，那個緊張而精彩的年代是如何留在影像裡，我們有跡可尋，而那時候的電影人不只是拍電影而已，他們並且滿懷壯志抱著以政治與美學改變世界的心願。